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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次回歸”走向“由治及興”

              時間:2022-06-28 20:55 | 欄目:要聞 | 點擊:

              香港回歸25周年前夕的街頭人流涌動,早已恢復了昔日的安寧。但回憶起2019年下半年爆發的修例風波,香港市民傅青仍然心有余悸。當時的香港,街頭示威游行不斷,甚至多次發生暴力沖突,被視為香港回歸以來最灰暗的時刻。

              作為一個“港漂”,傅青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講一口流利的粵語?!芭c其他很多‘港漂’相比,我可能有一個優勢,就是我的粵語很標準,接近母語水平?!彼嬖V《中國新聞周刊》,在那段灰暗時刻,這個優勢幫了他大忙,“我很多‘港漂’朋友都很恐慌,就怕出去講錯話,一句話沒講對就可能挨打,甚至有生命危險?!?/p>

              改變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實施之后。

              傅青說,《國安法》實施后的這兩年,香港社會“完全正常、太平了”,現在香港街頭已經恢復如常。他又可以像往常那樣下班后與同事或好友小聚,一邊品嘗美食,一邊欣賞香港迷人的夜景了。

              香港“二次回歸”走向“由治及興”

              2021年5月12日,香港維多利亞港。圖/新華

              何以安香江?

              2019年6月,香港爆發了修例風波,掀起暴力示威浪潮,“東方之珠”儼然成為被暴亂分子劫持的“戰場”。暴徒采用堵路、打砸、縱火、攻擊不同意見者等方式,肆無忌憚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挑戰香港的法治底線。

              談到這段經歷,香港市民王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包括6月9日第一次大規模游行、七一占領立法會,以及暴力示威者破壞地鐵站設施,向警方扔燃燒瓶等,“從頭到尾都讓人記憶深刻,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持續不斷的暴力活動導致香港社會動蕩、法治受損、民生受創,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香港政府的管制權威和“一國兩制”的落實。香港面臨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如何讓混亂的香港恢復平靜,成為擺在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面前的急迫任務。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于2020年6月30日——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紀念日前夕,通過并頒布實施《國安法》。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表示,堅持在《基本法》的框架內處理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充分表現出中央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堅定承諾。他認為,《國安法》是最低程度、最低標準的“保命法”,有助于“一國兩制”恢復常態、行穩致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國安法》的實施,修補了困擾香港多年的國家安全漏洞,讓香港擺脫國家安全“不設防”狀態,促使香港局勢由亂到治,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香港市民也切身感受到了變化的發生。傅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比2019年的時候安全了很多,老百姓踏實了不少,他和他周圍的很多朋友,一致認為“這(《國安法》的實施)是個大好事”。

              在一家上市公司從事公關工作的傅青,有晚上下班后與三五同事或好友小聚的習慣,這是很多香港市民生活的日常。但是,修例風波帶來的混亂,讓原本的日常成為奢望。他說,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相比修例風波時期的“擔驚受怕”和幾乎無法上街,現在的生活已回歸了常態。

              在田飛龍看來,《國安法》立法的初衷,就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彌補國家安全法律漏洞,“它實現了香港由亂返治,也為香港由治及興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和保護”。

              他說,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制造香港的動亂,削弱香港國際地位,“這些情景在《國安法》之下不會再發生了”。

              在2020年7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把香港《國安法》比喻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守護神”和“定海神針”,表示“一法可安香江”。事實表明,《國安法》的實施也確實達成了“一法安香江”的目標。

              談到兩年來香港社會的變化,王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最直接的變化就是社會穩定了下來,沖擊政府機關等都已絕跡,“這是最直觀的”。

              不少香港市民也向《中國新聞周刊》反映,盡管還是疫情期,但現在無論是商場、超市,還是餐飲店,都已開門營業,此前經常被迫關停的香港地鐵,也早已恢復了正常運營。

              香港社會的穩定也帶來了活力的迸發。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的排名從去年全球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

              在年報的四個競爭力因素中,香港繼續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在“經濟表現”和“基礎建設”的排名也有所上升。

              對此,香港政府稱香港競爭力有賴“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包括法治和司法獨立、資金自由進出、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營商環境,以及高效率的政府。

              今年5月8日舉行的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中,香港特首候選人李家超以高票當選。這場選舉是繼去年9月選舉委員會選舉和去年12月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之后,香港新選舉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標志著香港新選舉制度的全面落實。

              有分析指出,盡管遭遇多輪疫情的肆虐,香港《國安法》深入實施與新選舉制度落地,鞏固了香港由亂到治的良好局面,促進了香港社會的穩定與繁榮。

              香港新選舉制度于2021年3月全面落地,“愛國者治港”原則充分落實。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表示,完善后的新選舉制度,讓香港社會對政治的討論回歸到了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為中心。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也認為,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也開啟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他說,撥亂反正后的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空前團結,社會各方面都聚焦于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和深層次問題。

              “二次回歸”的名與實

              溯源歷史,讓香港持續保持繁榮與穩定,是“一國兩制”制度的初衷。

              1984年9月,經過數輪激烈談判,中英雙方正式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

              1997年香港回歸后,中央政府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舞照跳,馬照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

              但香港社會不少人對于“一國兩制”的認識,主要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權利上,嚴重忽略了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應盡的義務,在諸如涉及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國民教育等方面存在短板。

              以香港《基本法》中明確涉及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為例,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在其任上就開始推動立法,但由于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游行,“23條立法”最終宣告失敗,并且一直擱置至今。

              2012年,香港政府頒布了“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計劃,進行國家認識和國家意識教育,但最終也因為包括大游行等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而泡湯。

              從2003年開始,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就熱衷于通過游行、示威、街頭抗議來表達政治訴求,而且愈演愈烈,直至修例風波的爆發。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就表示,香港1997年后實行“一國兩制”是“有主權沒有治權”。因此,他提出香港應該完成“二次回歸”,從制度上“再造”香港。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從法律層面、制度層面以及人心層面來說,都需要“二次回歸”,“從法律上講,香港有了《基本法》,但誰來執法的問題還沒解決;在制度層面,需要有一個強政府;人心回歸和國家認同,也還沒有完全實現?!?/p>

              修例風波之后,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新的選舉制度的落地,不少香港政界人士、學者和觀察家也將之視作是香港的“二次回歸”。

              在香港立法會議員、保安局前局長葉劉淑儀看來,《國安法》的實施將“一國兩制”的實踐帶入一個新階段,“在法律和執行機制上,填補了很多國家安全的漏洞,在執行方面,強化了阻嚇、懲罰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推動香港的‘二次回歸’?!?/p>

              鄭永年認為,《國安法》的通過是“二次回歸”的開始,并且“開了一個很好的頭”。不過,他表示“并不是說‘二次回歸’已經完成,現在剛剛開始,但是變化是有的?!?/p>

              在他看來,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一國兩制”下國家安全以前基本上沒有抓手,現在《國安法》的實施有了抓手;其次,在培養國家認同上,整個的教育文化系統,現在可以實質性推進了。

              “更重要的是,《國安法》的實施是兩種政治制度的轉變,香港從以前的激進民主,現在走向更符合香港文化、階級結構、社會結構形式的民主?!编嵱滥暾f。

              但田飛龍指出,雖然“二次回歸”的說法很形象,也有沖擊力和解釋力,但存在一定的誤導性。他解釋說,從形式上來講,不存在“二次回歸”。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香港《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是一次完整的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根據香港《基本法》重建香港的治權體系,形成一個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的特區憲制秩序,“所以從法律形式上來講,它不存在”。

              不過,田飛龍也坦言,1997年回歸之后所確立的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不夠完善,沒有全面準確地落實和轉化“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他舉例說,比如在“23條立法”、國民教育,以及在一國和兩制之間融合發展,香港特區與外部關系規范建構等方面,都未完成制度性的修補和建構。

              在他看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全面準確地落實“愛國者治港”,彌補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漏洞,將“一國兩制”發展成有機統一的制度整體,“從實質性的方面來講,又具有‘二次回歸’的屬性”。

              “香港回歸只有一次,但其體制內的制度重構卻一直在發生?!碧镲w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所謂“二次回歸”是“一國兩制”框架內的制度重構現象,是對“一次回歸”時制度留白與延遲決斷部分的觀念清晰化和制度發展,符合“一國兩制”的歷史辯證法和制度辯證法,是“一國兩制”制度創新性、適應性與生命活力的體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支振鋒則認為,“二次回歸”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香港從回歸以來就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與國家融合發展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存在所謂的“二次回歸”。

              “但是我們也看到,雖然回歸以來政權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是香港的一些反對力量、外部敵對勢力,并沒有放棄去篡奪權力,所以在香港一直存在顛覆與反顛覆,干預與反干預的斗爭,存在著爭奪香港治理權力斗爭?!敝д皲h坦言,“這是客觀存在的?!?/p>

              他表示,這客觀上也制造了很多問題,造成了思想混亂,香港有一些人存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問題。

              鄭永年指出,“二次回歸”是為了香港的再出發。他表示,法理上的回歸和實際的回歸是兩碼事情。他以新加坡為例說,在“去殖民化”方面新加坡做了很多的努力,從法律、制度、教育等方面全面“去殖民化”,但香港顯然沒有做到位。

              有觀點認為,香港之所以一度街頭政治運動泛濫,甚至“逢中必反”,根本原因在于“去殖民化”不夠,在國民教育上失位。香港在1997年實現主權回歸,但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心回歸和國家認同。

              因此,鄭永年提出,“二次回歸”除了法理上,人心的回歸也非常重要。他說,1997年香港回歸實現了主權的回歸,還沒有真正解決香港人心回歸的問題。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心回歸是一個比較長遠的過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走向“由治及興”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國安法》實施兩周年,還是以“愛國者治港”為根本原則完成新特首選舉的開局之年。

              田飛龍用“‘一國兩制’制度實驗行程過半,下半場正式啟幕”來形容這個關鍵時期。在他看來,“二次回歸”及其相關變化,是“一國兩制”范疇內的觀念調適與制度發展,為下半場實驗確立制度基礎、實踐主題和發展取向,從而接力推動香港繁榮問題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更好實現。

              在近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表示,隨著《國安法》實施及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已煥然一新,未來五年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

              王靈桂說,修例風波令“一國兩制”遭受前所未有挑戰,其后中央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在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下,為香港民主健康發展奠定基礎,對繁榮穩定有深遠影響。他認為,香港目前已有條件推動各項社會民生建設。

              支振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香港社會長期以來積累了很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包括住房、就業、教育、民生等,都需要得到解決。

              鄭永年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香港以前沒有政治條件來解決民生問題,現在已經有了,《國安法》的實施和新選舉制度的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條件已經成熟。如今,香港不僅僅是“二次回歸”,“是再出發了”。

              談及香港未來發展,不少學者都提到了兩份重要文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

              田飛龍說,2019年初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際上提供了一個香港怎么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具體的戰略指引;而“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既包含了香港原有的國際地位里面的固有優勢,又疊加國家新戰略條件下的發展優勢,為香港的轉型發展,抓住新一輪全球化的發展機遇,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基礎和政策引領。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自己無可替代的優勢和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獨特價值。有觀點指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獨立關稅區和經濟體,它的國際化與開放程度,能為中國經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對外政治與經濟交往、法治與城市治理等提供獨特支持。

              可以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既有“一國”之便,又有“兩制”之利?;浉郯拇鬄硡^建設、“十四五”規劃的推進,是香港的巨大機遇。就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如果香港能夠以其獨特的自身優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擁有700萬人口的“東方之珠”再次璀璨只是時間問題。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認為,香港“二次回歸”后,既可以保證香港的穩定,又能為香港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在他看來,香港徹底恢復穩定,商業基因回歸,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助力,香港必然加速發展,更加繁榮。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傅青、王陽為化名)

              發于2022.6.27總第104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香港“二次回歸”走向“由治及興”

              記者:孫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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